完善地方财权与事权是近两年来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如何落实？一直以来，讨论大于行动。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地方进行财政改革的最大困难是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这在基层最为典型。“在我国，基层政府承担了70%以上的公共服务，但在财政收入中分到的‘蛋糕’只占20%。”

“现有的财政体制不太利于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现在是最困难的，县、乡镇的财政收入不能保证基本支出。”王雍君说。

日前，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对市政府〈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审议意见〉的工作措施》（下称《工作措施》）。《工作措施》指出，广州要适时调整市区财政分配机制，着力解决区县的财政困难，调动区、县级市的积极性。

地方财政压力加大

根据相关方案，广州将贯彻落实新一轮市对区（县级市）财政管理体制方案及其细则，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现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清理整合，归并重复交叉的项目，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市对区(县级市)转移支付资金的年初到位率，提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

广州在此时释放出调整区县财政机制的信号，在一些人士看来，是其财政压力加大的反映。

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黎旭东向本报记者表示，广州拟进行市区财政分配机制调整与其负债压力加大有关。现在要发展公共服务、建设“幸福广东”，资金肯定要往下沉，由于公共服务由基层提供，因此要往区县转移支付，以便于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的推进。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说，由于经济放缓，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体制使得市本级和区、县各管各的事情，关系很复杂。

林江称，目前广州市地方债务压力很大，资产负债率高，即将超过100%，可支付的资金很少，该市政府如何把资金用好很关键。

林江表示，财政资金的专项使用效率低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大量资金重复使用造成了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这使得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市财政局不得不考虑对现有财政资金进行重新配置，首当其冲就是财政转移支付以及财政专项资金，“这是市财政出于节约财政资金，缓解当前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现状而出台的政策。”

王雍君表示，广州下面区县颇多，区县人口众多且结构多元化，如果广州成功探索出财政体制的新模式，对全国其他地方将具有借鉴意义。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太多、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太少是地方财政改革面临的又一困难。

“现在政府财权被单位部门切割得厉害，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才能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分给部门再往下分的话就把预算的刚性给扰乱了。”黎旭东说。

黎旭东称，广州财政机制调整的关键是要理顺市、区两级政府的事权关系，此后才能理顺财权。此外，还需关心钱是否真的用在老百姓身上，“一些本来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的财政资金最后用于解决部门问题去了。”

王雍君表示，专项资金多来自政府自行决定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常常不符合地方实际需要，从而造成基层事权的干扰，“在这种体制下基层政府基本丧失了统筹规划本级公共事务的权力，专项转移支付的改革就是把基层的事情交给基层去办。”

此外，王雍君还建议，公共服务的资金不应当全部指定给预算单位，而应该拿出其中的一部分钱来进行招投标，引入社会服务组织参与，让其设定服务方案、服务监管办法，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使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多地惠及弱势群体。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此前在本报撰文指出，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元，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

缺乏向中央政府游说能力的地市县区很难得到充裕的专项转移。

王雍君亦指出，应当加大财政专项资金透明度，使弱势群体也能知晓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