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举办“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共议“十三五”城乡协同发展之道。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如果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问题不能解决，进城农民只能被边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分析，特大型城市现在在实行居住证制度，就是根据居住年限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实行积分制，但是居住证的门槛很高，“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能比绿卡还高，你要拿到足够的积分是很不容易的。”

“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就是要统一公共服务的标准，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给予城乡居民、城乡企业以同等公共服务的待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分析。

改革扭曲的土地市场和机制

陈锡文表示，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问题尤其需要妥善解决。

“一方面农民土地征收问题诟病非常多，征收范围过宽、补偿过低、过程不规范，对农民利益伤害很大，对此中央正在积极研究改革并试点；另一方面城市土地不合理利用对农民负面影响也非常大。”陈锡文分析。

在他看来，当前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三大突出问题。首先，是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企业的用地比重过高、价格过低，从而导致了土地市场和机制的扭曲。很多城市除基础设施外，占地比重最大的就是工业用地，例如上海城市工业用地的比重超过30%，更不要说中小城市。

“在多年运行中，各地都采取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方式招商引资，导致工业地价非常低。最新公布的全国平均工业地价是750元/平方米，全国住宅平均价格是其7倍，写字楼商贸用地价格是其9倍。在这种畸形的工业地价体制下，很多企业囤地发财，甚至涌出很多僵尸企业。城市政府难以进行二次开发，于是不得不更多去征收农民的土地，更多从农民那里压低价格。”陈锡文说。

第二，企业寿命并非很长，但批租给企业用地的周期却长得多。陈锡文解释，例如，上海四级工业园区企业的存活期通常不到9年，但工业企业批租的土地是40年，很多企业对自己经营情况不关注，关注的是地价升值，据此囤地生财。

第三，城市建设用地用途相互机械割裂，不能配套使用，造成非常大的浪费。陈锡文介绍，经常有一些地方被称为“鬼城”、“空城”、“睡城”，建了几十万户住宅但没有产业支撑，给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生活成本。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了大批工业园区，但鉴于土地利用规划，工业园区只能用于生产性建设，没有任何生产服务和人民生活的土地，于是企业的成本高，老百姓生活非常不便，生活成本也提高。

公共政策应偏向农村

陈锡文指出，农民市民化难，难在公共财政给予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的支付是极不均等的。

“根据我们对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研究，如果村是1的话，那么乡是2，镇是3.8，县级市10.7，城市是16.1。”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分析，这就是说城市人均的投入是村的16.1倍。

“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不均等，造成了一道无形的墙，让农民没有办法进城。”陈锡文分析，“处于很低保障的农民怎么进城？谁付钱？农民付不起，当地城市补不起，所以只能是渐进式的。”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解释，“户籍制度是个相对来说较少侵害既得利益，而改革红利巨大的领域。为什么还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关键点在于中央政府要买单，要合理买单，因为有巨大的改革红利。”

“我认为需要继续推进居住证制度，而且随着财力的增加要降低门槛，甚至对第二代农民工，能不能下决心一次性解决第二代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王一鸣说。

王一鸣分析，户口登记要恢复它本来的意义，就是与居住地相一致的人口信息登记制度。这就需要讨论公共服务是跟户口挂钩还是跟居民的常驻地、居住地挂钩。

“农民进来以后很难进入到当地的住房保障体系，进不去，就要去租房，租金相对于他的实际收入来说成本偏高。”王一鸣表示，现在缺乏将外来农民工纳入保障性住房的制度性安排。

王一鸣提出，“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中，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农民工子女的就学能不能首先做到，义务教务能不能首先做到，它关系到第二代平等的权利。”

陈锡文指出，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注意建设、规划这样的“硬件”，更要关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的均化这样的“软件”。

“现在国家也在加大农村的投入，包括新农村建设，各个地方也在加大，但是过去多年的积累，总体上来说财政投入还是向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倾斜的。”王一鸣分析。

魏后凯指出，从机会均等、均衡配置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的公共政策仍然是一种城市偏向的政策，所以下一步我们可能要打破这个城市偏向的做法，实施农村偏向的政策，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广大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