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新词语，但不是一个新事物。仔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我们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找到历史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以往改革概念的拓展与延伸。正是基于历史延续性，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源于中国经济现实的理性思考与战略决策，而并非专家学者的解读那样是“供给主义”在中国的政策应用，实际上“供给主义”产生的背景与当前中国的情况相处甚远，充其量只是提供了思维上的参照而已。

三十多年来，我国结构性改革总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第一个阶段是从1997年开始，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国有企业发展问题，属于供给侧改革。当时外有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内有长期体制性因素桎梏，国有企业面临长期大面积亏损，主要办法是推动国有企业破产重组，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国有资本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退出，让位于民营企业，“国退民进”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年，1998年国有企业关闭破产达到高潮，新增下岗职工达到5622万人，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随着国企改革的完成，在经历了几年高失业、低增长后，经济增长逐渐恢复速度，带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繁荣，这一时期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第二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这个阶段的结构调整重点从供给侧转向需求端，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需急剧萎缩，我国需求结构不协调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一时期的重点是提高消费在需求中的比重，优化需求结构。主要办法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需求结构调整持续了较长时间，到2015年消费占 GDP比重首次突破了50%，十年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6年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结构性改革重点再次转向供给，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计划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方式，来重新塑造供给体系。近期的钢铁行业大裁员拉开了改革的序幕，这一阶段的背景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

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调整，通过对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来实现经济自身的再平衡，让经济循环流动起来，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实际上，从我国结构性改革的情况看，结构性改革贯穿了一条主线：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一方面，要逐渐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一个有效市场，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宏观职能，打造一个有效政府。我国结构性改革始终在处理两个主要关系：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解决缺位与越位的问题；另一个是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主要是再平衡的问题。我国结构性改革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一个逐渐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过程，市场逐渐替代政府来主导经济的再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一个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更多地致力于宏观经济调控、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对于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处理好这两个问题仍然是关键。一是应当把满足需求作为重点。应该通过调整供给来满足需求，而不能先有了供给后再创造需求，让需求来消化供给。我国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光伏产业，对发展前景过度乐观，在各种补贴政策刺激下，各地一拥而上，导致了大范围过剩，然后再想法办提高装机容量、扩大对外出口的办法来维持光伏产业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先有供给，再创造需求，事实证明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来展开，不能盲目投资、扩大产能。二是应当依靠市场的力量。发展新兴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市场发达的国家，这些工作都是由市场来完成，市场可以自动出清，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2/5的份额，虽然产品市场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要素市场政府的干预依然较大，政府仍然掌握着自然资源市场及其定价权，要推进结构性改革自然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政府发挥作用必须减少行政手段，要充分运用市场手段，让价格机制在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把市场的状况真实地传导到企业，让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由决策，让那些长期亏损的企业主动向市场寻找出路，而不是等待政府来包揽包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会带来一些经济困难，比如对于启动的钢铁企业改革，大量人员下岗与分流，这需要政府充分发挥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同时运用好宏观调控工具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是从长期看，供给侧改革通过对经济的供给系统进行了全面重构，能迅速提升产业结构，带来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类似于熊皮特所说的“创新性毁灭”的过程，这也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剂苦药，但也是一剂良药，只要坚定地推行，必定会取得成效。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