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英国驻沪副总领事傅伯诗到访温州。与以往的外事会谈不同，傅伯诗更关注温州大手笔的环境综合治理商机。也就在8天前，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宣布，该市启动千亿“美丽浙南水乡”建设，动员全市上下打好治水攻坚战。

如今，水网密布的江南水乡，正面临河道污染、消失之苦，“治水”俨然成为政府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然而，自古治水就是难事。国家水重大专项湖泊主题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郑正昨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仅温州，包括全国都在加大力度治水，且都花了很多钱，口号也很响亮。但从实际效果看，从南到北很难找到非常理想的、能作为示范榜样的案例。

温州能否实现美丽“浙南水乡”愿景，由此成为全国环保呼声下“治水样本”的新期待。

环保局长，要敢下河游泳

去年5月，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调研城市污水处理时说：“检验温瑞塘河治污成效，不以部门报上来的数据为准，要以环保局长和公用集团董事长带头下河游泳作为河水治理好的标准。”

于是，“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成为普遍民意，“寻找可以游泳的河”更是成为大众愿望，也引起了全国各界的高度关注。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生活、工业、农业等污水长期大量直排入河，温州河道水质日益恶化。据温州市环保局发布的数据，2000年“母亲河”温瑞塘河水质满足四类水要求的河段长度仅占15％，五类及劣五类河段占85％。

事实上，温瑞塘河综合整治从2000年就已开始，10年来投资不小，效果却让急切盼望环境改善的民众不大满意。

近日，温州市水利局副局长王振勇对本报表示，温州主要河道这几年比之前要好很多，现在的“黑臭河”主要集中在农村及城市河湾支流。

郑正则说，浙南经济高度发达，中小企业数量多，污染排放超过环境承受程度，“如果污染少一点，发达的浙南水系不至于到今天这个程度。”

事实上，河道、大气、雾霾等污染，已成为全国环境治理的顽疾，浙江省也同样有此“烦恼”。

今年9月，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光明日报》撰文表示，作为江南水乡，老百姓难找到可游泳的河，平原水网地带吃水困难。这些由污染造成的水质性缺水，根子在于经济传统粗放增长模式，是浙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烦恼”。从调研情况看，这些“烦恼”已经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困扰。

目前，浙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居于全国前列，这主要体现于“七分山”。然而，“一分水”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2012年全省仍有32个省控地表水断面为劣五类，31.7％的断面达不到功能区要求。其中，最大污染源是低层次产业造成的工业污染，特别是一些产业“低小散乱”的情况比较普遍，生产工艺落后，污染防治不力，极易引发环境问题。

领导政绩，挂钩水乡建设

10月22日，出任温州市委书记还不到4个月的陈一新，在全市“美丽浙南水乡”建设动员大会上提出，力争通过8年时间努力，使全市水污染得到根本遏制，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到2020年基本建成美丽浙南水乡。

“‘浙南水乡’是江南水乡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水系密布程度在全国居前。”王振勇说，在2015年之前，全市要全部完成1140亿元的水利投资。“原来水利、住建、环保等部门各自行动，现在不行了。”他表示，今后温州要建设10个集湖泊、湿地、公园为一体的万亩蓄洪防涝工程。同时，温州还在谋划建设瓯江引水枢纽工程。

陈一新还提出，把水乡建设列入市里对各地各部门考绩内容，并把考核结果与领导政绩、部门业绩相挂钩。

对此，王振勇认为，除国家对温州水利投入不足外，温州领导持续治水耐心不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与城市开发建成不同，水利、环保、市政工程见效慢，这次陈书记提出了‘功成不必在我’的治水理念，这就是一个科学的政绩观。”

“水治理考量干部政绩观。”夏宝龙在撰文中表示，当前，加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但在调研中他也感受到，少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同志对以治水促转型心存顾虑，有的担心整治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力度太大，会影响GDP，会影响发展速度，面子上过不去；有的觉得治水是潜绩，要医好水污染这个“慢性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精力、财力，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成效，“吃力不讨好”。

夏宝龙对此表示，这些思想顾虑道出了治水的艰难，反映了少数干部政绩观存在的偏差，也对干部政绩考核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