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票试验从2008年底开始推行至今，围绕实施细节的争议一直不断。这些争议的最终命题，是这项改革能否真正惠及农民。

通过本次调研采访发现，对于偏远农村的扶贫而言，地票制度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重庆虽然为四个直辖市之一，且GDP增速连年高居各省市榜首，但在拥有大城市的同时，重庆亦是一个大农村和大库区并存的“复杂”地区，在繁华的主城区之外，大量的农民居住在山地中，由于交通不便，产业形态落后，距主城区偏远，经济条件依然非常羸弱。

地票制度的出现，带来了偏远农村扶贫的新思路，从这一点考虑，全国很多地方是可以效仿重庆地票模式的。

事实上，2015年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对重庆地票模式予以了某种形式的肯定。

上述《方案》提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完善和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地票等试点，推动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支持易地扶贫搬迁。”

事实上，对于移民搬迁出原居住地，重庆一直推动其作为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对象，优先策划为“地票”项目，搬迁农户每亩地收入平均在5万-8万元之间，加上市级以上补助以及通过林地、耕地等抵押贷款，基本可解决搬迁农户建房筹资问题。

对此，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副总裁王晓芹介绍，在重庆已交易的地票中，70%以上来源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这两个区域在全市发展中承担着生态涵养和生态保护的功能，发展导向是引导超载人口转移，实现“面上保护、点上开发”。而地票的使用，95%以上落在了承担人口、产业集聚功能的主城及周边地区。

问题是，在重庆试行多年颇有成效的地票模式，能否适应更多地区的农村建设用地。

比如，城市近郊农村土地，并不需要通过地票来实现其价值。因为随着城市外延的不断扩大，近郊农村土地潜在价值本身就比较高，通过征地动迁，农民即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因此，这些区域的农村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方式，来实现土地的增值和农民财产性权利的变现。

而远郊农村的闲置建设用地，受区位所限，开发建设机会相对较少，土地价格很低，一旦通过地票交易，就可以突破级差地租的桎梏，充分显示其价值。

重庆地票模式衍生出的“四权”退出试点，看起来则更加“激进”，因此目前试点区域仅在小范围开展。

不过，其中也产生了一个对于整个中国土地改革都非常有意义的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纳新”问题。

在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下，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以村或社为单位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量有可能大幅下降。那么是否有渠道可以新添成员？

重庆梁平县通过落户解决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探索，尽管还停留在本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互换上，未涉及市民变农民的权益问题，但不失为一种有借鉴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