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要理解江苏和长三角地区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如何寻找转型升级中的新动力源，我认为常州的实践很具代表性”，江苏省委一位副省长在7月下旬的江苏省委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对本报记者说。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构成传统苏南经济板块中的核心城市之一的常州，曾是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但在近10年的发展中，速度慢了下来。到2012年，实现经济总量3969亿元（同期苏州1.2万亿），甚至被苏中南通和苏北徐州超越。“领队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常州市委书记阎立曾这样形容这一尴尬。
在多位从事长三角区域经济研究的人士看来，导致常州近10年来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接受上海的辐射中，相较于距离更近的无锡和苏州弱了一个层次，加之冰山效应的使然，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偏弱。
外向型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将经济规模、财税收入、招商引资等做大。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考核上更容易制定数量化指标。
而在随后的追赶中，更因“铁本事件”再受重创。痛定思痛，此事让常州深刻反思传统苏南模式和外向型经济，再次上路，重新追寻发展中的新动力。
自那以后，常州迅速统一思想，将科技创新列为头等大事，启动科教城建设规划，试图利用科教资源转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江苏省委也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希望常州自我探索走出一条新路，未对其常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考虑到冰山效应，“能天然接受上海辐射的就那几个，其他更多长三角城市更需要自身努力去转型升级，因此常州科教城的探索是一个典型”，上述江苏省副省长对记者表示。
实际上，从苏锡常传统苏南板块看，上海辐射受益最大的仍是距离最近的苏州——苏州的外资、无锡的国资和常州的民资在多年的发展中特点较为清晰。
但一个现实是，尽管近10年来常州埋头苦干，然而“速度”并未有效提升，经济总量并没有因为“科技创新”而出现大的跨越。这一切还有价值和作用吗？
近几年一直与本报记者接触的常州科教城管委会的多个领导班子成员一致认为，“外界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其关键仍未跳出传统政绩考核思维模式，好在省、市以及我们自身明白。”
以科技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改变原有“两头在外”的产业格局，重新整合发展要素，从外需向内需转变，必然会削弱一个地区经济总量成长的速度。
而在现有的格局下，这一切的变化尚不好明说，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常州在科教城的科技创新探索，或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从集聚市场要素和发挥地方政府行政效能的角度看，最能够推动经济成长的就在于释放科教资源。这在经济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发展中则显得更加重要。
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向本报表示，长三角之所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明星地带，其最大的特点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通过开放促进改革，继而促进经济的成长。
“新一轮的发展中，理论上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很难做到，因为很难找到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和集团的方法，所以仍要再次以更大力度的开放促进改革”，刘认为，与以往“外资进来、产品出去”不同，新一轮的开放是“资金出去、技术进来”，而这要求促进人才制度、法制环境、收入分配等改革。
职业培育：突破人口红利拐点
在很多人看来，常州虽然经济总量不高，但质量却较高，这与当地近年来力推的职业教育有莫大关系，而这个主体是常州科教城。
常州科教城近10年来的科教创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5年主抓职业教育，后5年则将重点放在了研发——努力解决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
自2005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每年都会将最低工资上调10%，但“用工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对经济的另一个挑战是，过高的外贸依存度造成了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这曾经是长三角经济成长的重要基础，一旦外需下降，则外向型经济必定受冲击严重。
“人口红利”的丧失和外来订单的剧减，使得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依靠要素投入促增长的模式已不可再取。
常州科教城管委会副主任黄源向本报分析，常州以民营经济见长，拥有约3万家民企。而民企对外部形势的变化最为敏感，“近10年来他们适应市场，进行了内部投入和改造，也就需要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技术能力的劳动力，一个普通的进城劳动力是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的。”
在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晓春看来，当时的市场劳动力达不到正在升级或已完成升级企业的需求，这种结构性用工荒才是它们发展中最大的威胁。
于是，常州启动了职业教育，划出5平方公里区域，将辖区内5所高职院校和1所本科院校联合起来，申请获批作为国家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用来培养专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比如像焊接、印刷专业的学生，他们刚进校门就被企业给预定了”，黄源告诉记者。现在，每年大约有2万名的毕业生，其中约有近一半的学生会留在本地企业工作，且随着孵化的企业增加，这一幅度仍在上升。据科教城管委会不完全统计，毕业生平均年薪在5万-6万元上下。
企业极度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北京化工大学常州先进材料研究院副院长吴浩向本报表示，由于现在化工专业生源极度稀缺，特别是那种熟悉工厂实际操作的人才，现在刚出校门的学生年薪就超过10万，3年左右就迅速成为了企业的中层。
黄源认为，常州以职业教育为核心，培育“本科+准技师”的应用型人才，起步早并算上3-5年的培育期，正好适应了长三角转型的时代需求。
而从地方政府的行政层级看，在职业教育领域调控和配置资源有着更多的权限，其操作更为便捷，大部分不需要出市级，“你也可以搞高等教育，但需要跑部申请的事情就会越多，会限制空间增加成本”，黄源表示。
中科院常州中心主任、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骆敏舟感触更深，“有一家企业原来搞纺织的，后来发现数量众多的纺织企业需要机械设备，转做机械比原业更赚钱，但如果找不到大量的操作型人才也就无法升级了。”
目前，常州的职业教育领域也在寻求改变。这是因为，原本90%以上的外资投向长三角的制造业，但这从2001年以来开始呈现了下降趋势，且近几年外资的投资力度更在减弱。
“我们也在研究和尝试对专业设置进行改革，在适应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上，增加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人才的专业”，黄源表示。
一个大的背景是，长三角的转型升级是不断增加服务业占比，而目前各地都通过政策倾斜吸引外资进入到服务业。李晓春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资本水平的要求高，并可直接服务于国内的大多生产企业。
“如果我们将每年近500万美元的外资的80%引进生产性服务业，加上实现本土要素供给转型，可以在未来时间内大大提升长三角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李晓春对本报分析。
黄源认为，德国在本次危机中受冲击有限，一个重要的经验是重视对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这对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和产业机构优化有着深远意义。”
技术促使结构调整
多位科教城管委会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致力于研发和科技型企业的孵化，其对经济的推动是隐形和缓慢的。
但技术的进步始终是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础与核心，况且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无一例外都是依托科技优势取得的。南大长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员吴福象向本报表示，分析美国1968-2002年太平洋西北部地区锯木产业发现，30年来该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完全得益于技术进步。
在常州的实践中，依托中科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成立的研究分院，成功孵化出诸多企业，且分布在不同产业，不少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这对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至关重要。
但由于不是投资增长的驱动，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投入产出效果，因此地方并未向本报记者提供数量化资料来证明。
“你关于量化的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从我们这里走出了科技型的上市公司，按照你说的，这也算是我们的成绩之一吧”，常州科教城管委会副主任张朝晖对记者表示。
这些产业的出现和规模壮大，很大程度上来自上述几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产品转化。“比如，机器人产业不仅填补了不少空白，而且在资本进入后，也在塑造上市公司”，骆敏舟告诉本报记者。
机器人产业是常州得以“转型升级”的最佳证明。地方以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为主体，以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常州轨道交通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州高端装备技术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常州研究院为依托，统筹做强机器人及智能技术公共研发平台。
2005年，点胶机器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研制成功，其产业化便是在常州科教城实现，并逐步实现集群发展。从成立至今不到5年时间内，点胶机器人生产企业——常州铭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0万增加了30倍，销售业绩增加了10倍，团队规模扩大了7倍，缔造了一个“产业和财富神话”。
不过，骆敏舟提醒本报记者，“机器人市场需求非常庞大，可解放人力，但主要的仍被几家跨国公司垄断”。按照中科院的规划，常州分院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在此领域有重大突破。
吴福象研究发现，在第二产业的25个行业中，江苏有17个部门的中间消耗系数低于广东，这也是长三角第二产业中间消耗系数低于珠三角的主要原因，而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
“大量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提高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产业结构调整转换高，但要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技术标准和技术范式得以突破”，吴向本报强调。这也意味着，对科技投入是一项长期工程，并且不能强调其规模效益。
南京大学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院长陈强博士则向记者表示，一位与南大有渊源的军工系统退休老专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常州科教城创业，专攻雷电防护设备研究，却不想被华为看中了。
技术对产业的效益也影响到了常州本地企业的转型。“目前常州最大的九州创投，其创始人原来是搞房地产的，现在却放弃了房地产，转以天使投资人的角色，投资了科教城内多家科技型企业，也成功参与了上市公司”，地方人士介绍说。
不仅如此，为解决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难题，常州科教城发起成立了小贷基金，但控股方却是本地多个纺织企业的创始人，“政府的财政只出了一小部分的钱，作为整体跟投，不管事，具体事宜均由控股方去办，他们聘请了专业经理人，也借机培育了大量人才”，黄源称。目前，园区科技金融中心共引进成员单位70多家，资金总规模达60多亿元，已帮助近30家企业融资逾2亿元。
另一方面，科教城管委会在实践中发现，在发展新兴产业和抢占价值链的高端，作用最大的仍是本土民营企业。
“近阶段，新兴产业的本土企业通过内生努力渐渐取得了垄断权，而国外企业的垄断在丧失”，南大长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江淮向记者表示，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调查，在新兴产业中有20.5%的企业通过创新获得了主营产品的垄断权，且该比例仍在上升。
可以证明的是，从昆山的实践看，新兴产业主营产品被国外垄断的比例从5.7%下降到3.1%。同时，致力于新兴产业的企业，其比例已接近一半，而此领域内的国有企业比例一直持续下降。
“对科教城而言，你不可能一下就把某个产业的规模做很大，但通过专业细分可在某个领域取得一定的话语权，甚至成为世界最好”，黄源告诉记者，比如北化大学常州新材料研究院培育的一家从事显示屏发光技术研究的企业，目前世界占有量第一。
改革考核机制
在张朝晖看来，科教城所取得的实践效果，来自从城市的实际出发，而最关键的是在一系列探索中“考核机制”的转变。
依照南大经济学博士王宇的研究，当前长三角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目标体系已成为了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的制度约束，“所以，必须引导政府从单纯地拉动GDP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转变。”
在常州科教城的探索中，已有多家企业在孵化后迅速进入产业化，而科教城5平方公里中有一半以上是学校，算上公共面积，已几乎没地发展，不可能批地建厂房，所以，在规划设计中，一旦企业需求壮大则转入地方上的经济开发区中。
“那么孵化出来转移出去发展壮大的成熟企业怎么算，你主要仍是为地方区域经济做贡献，所以思想必须解放”，管委会副主任张朝晖对记者说。目前，科教城已实现科技成果转化1000多项，预计新增销售收入超过200多亿元。
无论如何，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市场化进程与政府接入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政府在转型升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上海是政府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与自主创新，江苏则是从乡镇企业到开放的县域经济，而浙江表现为民营经济的自发创新与政府增进。
有科教城管委会负责人认为，过去的发展中，沪苏浙三地政府虽各有优势、亮点和成就，但都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看重经济职能而忽视社会职能，并且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负面效果使得区域不平衡加剧。这是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和不协调发展的因素之一。
而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使地方政府缺乏危机感和战略化思维，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有被“低端化”的倾向。
“现在除了党务之外，其他管委会所有的事务，都是以服务为主要职能”，黄源告诉记者。比如，在选择项目时，已在地方的企业负责人、“千人计划”人才、各研究院的专家会成为“评委”之一，“如果他们都通不过，我们是不会引进或孵化的。”诸如骆敏舟等重要人物，还要负责起草研究地方上涉及到科技的规划和路线图。
不过，管委会有负责人也向本报坦承，传统统计口径的指标并未取消，但只是参考，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毕竟你仍是要做工作的。”但专利申请量、科研成果转化、孵化企业数量等也是依据之一。
在本报记者采访期间，一位工作人员因为在“24小时服务”值班期间没有及时在岗，被市委常委、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徐光辉突检时发现而受处分。
事实上，考核机制的转变也在辖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入驻上呈现，也对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转变提出了新任务。
“我是南大唯一的‘裸处’”，南大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院长陈强博士开着玩笑与记者坦言。这是因为南大对他既有考核又没考核，而他个人的身份既是体制内又有体制外特征。
骆敏舟表示，他作为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一个主要职能是衔接和协调中科院与地方。
陈强告诉记者，南大党委书记洪银兴博士到常州科教城考察调研过多次，但从未主动提到如何对他的考核，“不过我必须时刻做好被考核的准备。”
吴浩认为，到常州成立分院对北化工大的科教改革产生促进作用，“比如以前吸引人才，原则上只能在北京工作，但现在则可注明工作地点是在常州。”
“原来很多时候不重视横向课题研究，主要依靠国家，但现在却发现广大中小企业提供的横向课题更具挑战性，尤其是在应用上，这对人也是挑战”，吴浩对本报表示。
但深层次上，来自企业的实际需求课题研究，对于冲破“两油”长期以来在化工基础研究领域的垄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夯实了研究院的根基。
一个成熟的实践是，诸多科研机构是以独立事业单位法人形式存在，都有着自己的独立财务系统，“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国家发放课题研究费用，你一个单位出现两个账号怎么行？”吴浩表示。
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已先后建成了14个分中心和6个研究所，其管理上对原有中科院的方法就有革新之处，“尤其是财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前从没做过。”
作为第一个入驻常州科教城的南大高新技术研究院，其取得的横向课题经费使用已有较为成熟的模式：70%为课题组支配，30%归属研究院，领导班子个人收入则在这30%余额在年底时抽部分以奖励形式发放，并上报南大的产学研联合小组办公室备案。
科研机构入驻地方是一种开放，“而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牵涉到一系列变化，如再向下的分支机构注册、税收如何执行等领域亦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革以适应新的变化，从而推动整体的转型升级”，南大长三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向本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