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制度的逐渐规范，城投公司等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职能将被逐步削弱，从具有政府背景转制为普通企业，将成为其存续的主要路径。

　　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经历近5年来雨后春笋般大规模涌现后，如今已悄然迎来“转制季”。这背后的助推力，无疑是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的逐步深化及预期。虽然财政部在1个多月前确定的10个“自发自还”试点以东部发达省市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城投公司转制大幕也已然拉开。

　　“今年2月份，相关领导便提出了要将原属事业单位性质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改制为企业的计划。目前正在实施推进中，还需要一段时间运作。”11日，湖北一高新技术开发区城投公司的负责人崔勇平，在其办公室内对经济导报记者证实。“没有第三条路”

　　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看来，此前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举借债务，不得发行政府债券，因此，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但随着我国政府举债融资制度的逐渐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职能将被逐步削弱，转制将成为其存续的主要路径。”

　　据悉，地方投融资平台主要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等机构，以为各级地方政府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央实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后大规模涌现。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全国共有约7170个融资平台公司。

　　“如今，从自行发债试点到‘自发自还’试点，我国地方债市场化进程在大步迈进，日益接近自主发债这个理想目标。国家给了地方政府合法的融资通道，标志着投融资平台的历史使命已完成。”董登新认为，要么彻底注销，要么按照国企改革要求，对投融资平台实施规范化的改革和重组，引进民间资本充实其资金链。“摆在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投融资平台面前的，没有第三条路。”

　　在5月20日国务院批转的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度。开明渠、堵暗道，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

　　“投融资平台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代表政府发行企业债券，向银行贷款，进行公共市政建设等公益性投资，这其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目前，转制已是必然之举，但并不是短期内就能一蹴而就的，未来的发展定位与经营状况，与所在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息息相关。”崔勇平表示。

　　虽然崔勇平所在的城投公司，其改制时间表尚未确定，但事实上，“先行者”已然出现。今年3月份，安徽马鞍山城投便着手改制工作，并在5月20日正式更名为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随后有消息称，安徽亳州的3家地方城投公司已整合并转制成地方国企，安徽阜阳、江苏镇江与无锡等地的城投公司也在酝酿改制，把具有政府背景的城投公司转变成普通企业。难以一刀切

　　对于投融资平台转制后的项目定位，中央财经大学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所长温来成认为，其方向一定要明确，“不能既做市场化的业务，又做政策性的业务。如果城投公司转制模糊了市场和政府两者的关系，将滋生新的风险和混乱。”

　　在崔勇平看来，东部发达省市的投融资平台净资产雄厚、资金链可观，转制为企业后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经营前景乐观，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制。且当地政府拥有较好的财务和信用状况，能以低廉的融资成本发行政府债券，政府和转制后的投融资平台就能各司其职，分别进行市场化和政策性融资。

　　但在我国中西部部分欠发达省市，这种运营模式存在较大问题。“没有了政府信用予以背书，市场化运营的城投公司融资成本必将大幅提高，经营状况堪忧。同时，政策性项目庞大的融资需求，也对当地政府的年可支配收入等财政能力、信用状况提出了考验，融资能力存疑。”因此，崔勇平认为，国家在要求“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一事上，不会“一刀切”，即便自发自还试点扩展到全国，部分欠发达省市可能也会实施一段时间的“两条腿走路”。

　　同时，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20.70万亿元债务，或将成为此番投融资平台转制的最大障碍。

　　“这笔数目庞大的历史债务，并不属于政府债券，在投融资平台转制过程中，该如何处理？是由城投公司等带走，还是彻底剥离？这是根本难题。”董登新表示。

　　在他看来，投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未来肯定要剥离，“政府债券将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省市之间只有规模上的差异，没有发行主体上的区别。广东等省市发债规模必然领先，欠发达省市也可通过‘借新还旧’来满足融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