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当前货币信贷总量已较多的情况下，要注重调整结构性问题，优化信贷投向。要贯彻定向调控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引导金融之水流向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领域。

　　这是国务院会议本月第四次提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7月2日的会议提出，要促进“脱实向虚”的信贷资金归位，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有效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14日的会议强调完善支持实体经济的各项政策，有效降低融资和交易成本，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16日的会议则当着众多企业家的面强调要加快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三农”有关政策落实，在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尽快见到实效。23日的会议则部署了十项措施来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银监会迅速响应，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倒贷(借助外部高成本搭桥资金续借贷款)问题，松绑到期续贷，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但是，针对各界对银行的批评，或者将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归结于银行有问题，过于简单化，可能导致政令缺乏可执行性。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自然农生产方式在2500年来没有变化，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集中集约使用率低，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极其困难，这使得农业领域的贷款，无法从分散的农户贷款转为有效率的、适合农业产业化的农庄的贷款。政府不能把对农业转型无力的责任推卸到银行头上。小微企业融资更是如此，金融机构不可能脱离风险去融资，即便阿里小贷给其高信用的电商融资，也不是太便宜的，更何况银行呢？因此，如果不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对经济运行体制进行根本改革，那些过于严厉的金融政策要么无法落地，要么大打折扣。

　　在我们看来，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实际上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涉及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金融工具的丰富，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更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在产业链上得到的支撑息息相关。产业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态势的形成，是一个系统配套、逐步完善的过程，单纯的金融政策收效根本不够，而这也正是一年前出台的“金融国十条”成效不大的原因。

　　一要完善银行市场结构体系。现有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体系主要是为国有企业融资设计的，这也是中国金融资源大部分最终投向了国有企业的原因。放宽中小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的准入限制，把准入资格审查重点从银行类发起人转向高管从业资格，让中小微企业有着更多对口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是解决小微和三农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核心。

　　二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将央行、政府和民间信用信息通过有资格的征信机构连接，解决企业信用信息的不对称，便利金融机构准确评估企业风险，降低企业付出的风险溢价。商业银行才可能联合阿里之类的市场中介利用大数据和企业信用体系进行无抵押无担保式的融资产品创新，共享信息，因此融资成本相比小贷公司大大降低。而当下，不仅征信机构牌照迟迟未能发放，阻碍了民间信用信息收集和开发利用机制的形成，也限制了政府各部门掌握的企业信用信息的开放。国务院23日会议出台《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无疑是个有效的配套政策。

　　三要切实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积极支持地方性OTC市场，让直接融资在投融资规模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其中包括大力发展高收益债券、中小企业集合债等债券工具，促进债券衍生工具的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的资产证券化，建立一二级债券市场的联动，以落实中小微企业融资工具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分散机制，才能让贷款人和投资人敢于参与市场并能及时调整资产配置。企业破产制度的实际缺失，比如当下企业法定代表人必须为贷款等融资以个人全部资产担保的潜规则，也正在沉重地打击居民创业的信心。只有让创业者有责任地入场、有尊严地有限责任地退出，企业这一市场发动机的动力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此外，还要积极支持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在未来出台的监管条例中以鼓励为主(实际上民间金融并无监管)，才能引导民间金融向正规化发展。

　　总之，将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归结于银行有问题，显得过于简单化。短期内，考虑到银行是融资主渠道，要求其承担更多的责任有现实意义，因为许多结构问题短期并无法解决，但从长期看，政府还得加大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产业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