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今年前8月，地方债的发行量高达4.8万亿元，这个数字已经比去年全年的3.8万亿多了一万亿元。市场预计，今年的总发行规模可能要超过6万亿元，包括5万亿左右的置换债和1万亿左右的新增债。

从2014年国务院发布43号文以来，地方自主发债一度出现各种波折，先是对存量债务的甄别报告迟迟不能发布，尔后则是市场对地方债兴趣寥寥，再是央行通过政策鼓励商业银行购买地方债，进而出现了一些省份地方债利率甚至比国债还低的奇葩现象。在短短2年时间内，地方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规模。地方发行的置换债数额比到期债务多，其中一部分被用于提前偿还尚未到期的高成本负债。

在某种意义上，这项“开明渠堵暗道”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虽然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行，但是这两年地方政府没有出现明显的财政困境，相反，今年地方政府重新变得很有钱，因为地方债对地方收入形成了强支撑。但是，地方债的改革绝不能够就此打住，改革其实仍然在半途，亟待继续深入推进。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行的宽松政策推动下，地方融资平台狂飙突进，猛加杠杆，导致了负债率大幅飙升。市场陡然发现——隐患已经形成，却找不到对策。

中央政府随后也开始重视地方债务风险，连续组织了多次审计，摸底债务情况。摸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风险可控，因为很多资金是用于投资，形成了固定资产，并不是被挥霍掉了。

这缓解了市场的担忧。但真正化解难题的任务留到了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手中，严格来说是由财政部来主导债务处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43号文是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清晰的改革思路：开明渠，堵暗道。即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堵住地方隐形的债务通道。

这是明智之举，因为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隐形通道的融资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不可控，谁也不知道地方到底借了多少钱。而现在允许地方公开发债，至少数据是清晰的。这项改革实现了地方债务的“乾坤大挪移”——短期债务变长期债务，而且融资成本大幅降低。

但是，深层次问题真的化解了吗？

从债务量来看，其实不增不减，债务置换降低了融资成本，但债务仍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债权人而已。债务期限延长，还债的任务留给了后任解决。

这也就产生了道德风险。既然可以很轻松地发行长期债券，那何乐而不为呢？反正还钱是五年或者七八年上十年之后的事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方会这么乐于发债。

这就涉及到地方政府发债的预算约束问题。目前这个约束机制在中央，由全国人大来批准总的发债额度，然后再分配给地方。地方只要不超标，就可以尽情地发债。但是，地方债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地方仍然没有实现对自身债务问题的约束机制。地方发债，本质上应当不仅仅要接受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的额度约束，还应接受地方人大的约束，形成地方的权责监督机制。

而且，还应当抓紧推进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地方既然有负债，那么可承受的负债限度是多少？这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偿还能力进行评估，否则会出现过度负债的情况。地方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可以用来对地方负债水平进行评估。当债务过高的时候，应当允许地方变卖部分资产用于还债。

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的推进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是产权清晰化的问题。而对国有资产的变卖和处置问题，更是涉及到非常敏感的问题。

再者，地方政府发债的风险定价机制仍非常不完备，如果不是央行出台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买债，商业银行起初根本不愿意购买这些债券。那么，如何对这些债券进行评级呢？地方政府的信息披露足够透明吗？地方政府愿意接受市场化的评估打分吗？市场对不同地区地方债的定价真的体现了风险差异吗？

这一系列的问题仍有待改革深入推进，乾坤大挪移式的债务置换只解决了燃眉之急，化解了当前的难题，但离建立一个真正高效的地方债券市场还有很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