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郑州11月30日电（记者张兴军 李松 李来房）51岁的柳学友是河南息县的一位种粮大户。从2000年起，他开始转包其他村民的土地。后来，老柳联合几位老乡组建了合作社，2012年底合作社流转土地达1万亩。

　　“放到30多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些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分到手的土地，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集中起来，说什么也不敢相信。”

　　1978年11月，安徽省小岗村的18位农民带头实行“分田到户”，由此刺激了“大锅饭”时代农民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开启了中国农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但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一些地方的农村空心化、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呈现加速趋势。

　　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行政手段不同，当前土地由分到合的变革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而且未改变原有的家庭承包关系。与此同时，这种流转后的相对集中，又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

　　然而，挑战也随之而来。一些地方由于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实现了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十分脆弱，甚至处于高风险运行状态。

　　同在河南息县的农民陈新伟流转了400亩地，但2012年遭遇旱灾，因为没有灌溉设施，只能眼看着上百亩的庄稼旱死，亏损20多万元。另一位息县种粮大户徐从立，100多亩旱稻全部枯死。

　　“以前看着大量的撂荒地觉得可惜，加上租金便宜，就流转过来。等到干旱了才发现，上百亩的地块连口井都没有，现在合同都签了，想退地也来不及了。”徐从立说。

　　重庆涪陵区农委农经站站长何泽富说，除了薄弱的基础设施、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外，一些政策瓶颈也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形成制约，比如融资体系不配套、农业保险不健全等。

　　柳学友表示，规模经营后，种地成本越来越高，以前的小额贷款“不解渴”，有时候为了应急只好到处借钱。

　　“没有农业保险也是一块‘心病’。比如旱灾造成的损失，最后都是我们自己买单。村里人都说种粮大户是在赌博，我也感觉自己像个没系安全带的‘空中飞人’，看着飞得高，掉下来就是倾家荡产。”

　　河南滑县农业局副局长韩国凯表示，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加深，专业人才匮乏的短板也将日益凸显。

　　近年来，中国多次开展打击假农资的行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假种子、假化肥坑农现象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受害者既有传统分散经营农户，也有土地流转后产生的种粮大户。

　　2012年，在一家所谓农资公司的“技术指导”下，柳学友购买了一批包衣麦种，因质量问题没有出苗，最终亏损30多万元。2009年，他同样因为购买了假种子亏损近百万元，而同时受骗的另一位种粮大户，不堪压力最终自杀。

　　“我们期待配套完善的服务，但也需要安全健康的市场，因此政府的监管特别重要。”柳学友说。

　　重庆市农委科教处处长欧阳柬表示，继续增强农业发展活力，政府如何转变职能、为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做好服务至关重要。“从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目前并未实现无缝对接，这对政府的服务效能是个考验。”

　　“和一家一户只种几亩地相比，种粮大户因为成本高，风险高，因此就更加需要配套完善的服务、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有了这些后盾，我们才能走得更稳更远。”柳学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