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然而，目前不少地方在酝酿具体改革方案时，不约而同地把混合所有制的“推行比例”作为了此番改革的考量指标，部分地区给出了明确的掺股比例数字。如河北省国资委要求其监管的二级企业要纳入股权多元化改革范围，确保2年至3年内完成70%以上二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任务，各企业每年吸纳利用的社会资本原则上不少于上年净资产规模的3%-5%；重庆计划用5年时间左右让八成以上竞争类国企实现混合所有制；广东计划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60%，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到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80%，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有企业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这种量化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设计，实际上是把混合比例当成了一个任务来完成。有人把中外合资企业、合营公司以及国企中民营资本小比例参股都解释为混合所有制，并说“我们已经混了”。典型的混合所有制应该是指在股权相对平均较低的基础上的多种投资成分构成的股权架构。从国际上已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的结构模型看，混合所有制是一个没有“一股独大”和绝对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30%，或50%以上，不应该没有具体指标。

上述看法——不论是地方官员的量化指标，还是国际投行强调的分散股权结构，都没有抓住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的本质。如果按这些思路去设计具体的改革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误区，执行起来会很快碰壁，难以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　　对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搞，许多大型国企迫切想知道未来的改革方向、政策尺度和具体的做法如何。因此，即使在“两会”期间，也有不少国企人士到北京来“跑部”，拜会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部委，以及一些离决策圈较近的官方学者，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趋势。不过，即使是国资委和发改委等主管部门，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没有成熟的考虑，更谈不上具体的改革方案了。　　在我们看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不是完成多少混合股权的指标，而是市场化。从宏观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希望改变的，是国有企业在一些领域近乎垄断的市场格局，使国内市场增加更多的竞争活力；从微观来看，期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变一股独大的国企的僵化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从国有企业本身来看，它们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有着不同的动机和愿望。对于经营状况不错，业务比较清晰，负债不高的优质国企来说，它们最不希望搞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日子过得好好的，硬生生弄一个民营企业股东进来，那不是找麻烦吗？要知道，国企的经营者只是一个所有权虚置的股东代表，而进来的民营资本股东可是货真价实的股东！利益机制不同，肯定会产生不小的摩擦。

另一个问题是，国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原有的经营者团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机制激励或利益补偿。现在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还有很强的行政特色，国企高管在过去的激励机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政治方式体现的，如提升行政级别，从国企到政府去当官，尤其是中组部管的干部，干脆就是官员管理方式。随着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国企的去行政化已是必然，但国企的市场化激励机制并未建立起来，这就必然造成国企管理层的心理落差。即使他们不去走“59岁”的道路，心理也会十分不平衡。这种情况下，抵抗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据相关调查显示，国企管理人一个比较普遍的希望是：国企经理人持股成为今后的改革方向。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为未来中国改革的试金石，各种不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不同的改革理念和改革思路，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扇窗口有明显的反映。国有股份占比多少，要市场说了算，只能能起来国民经济的引领作用和稳定作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