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报道李克强总理在4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强调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思路，如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商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

    我们看到，正如每年的一号文件都突出“三农”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农村金融也一直是中央推进金融改革的重点环节。但是在实践中，农村金融“缺血”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甚至在有些地方变得更加严重，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从农信社改制而来的农村金融机构，很多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做大做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老路上，其根本原因，在于商业金融必然追求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业务。由此来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但并不足以保障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向“三农”。因此，这次国务院会议也提出要“落实县域银行业法人机构的一定比例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从国外经验来看，这样的引导不能完全靠行政措施，而应该更多依靠相应的优惠支持与法律制度的配套。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贴息、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相关机构涉农业务进行支持，另一方面，以法律形式促使其保障涉农业务的比重。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真正能扎根农村的金融机构。例如，当农村信用社改革走向另一个商业化极端，合作性金融的作用便逐渐被弱化。实际上，在各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历史上，合作性金融的支农作用一直不可替代。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改革现有日益僵化的省以下农信社管理机制，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性金融体系，而非全面转向商业化金融。再比如，美国式的社区银行之所以在服务地方上做得不错，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许多股东往往来自于当地社区，这促使其在利润目标之外，也有反哺社区、服务地方的价值选择。对比来看，在我国村镇银行的改革过程中，由于股东选择导致利益目标扭曲，许多都成为商业银行规避监管的隐形“分支机构”。由此看来，应该通过股权结构、监管机制等的配套优化，逐渐打造更多“以小为美”、“以农为业”的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此外，结合当前时髦的互联网金融热潮，其实在农村金融领域应该更有所作为。例如，把农村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知识教育等，与农村金融支付环境建设、互联网金融产品设计等结合起来，可以逐渐缓解金融机构在农村布点成本较高的问题，从而使得金融机构更有效地为农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并且有助于开发和培育农村的金融文化与意识。还需要注意的是，涉农金融领域的风险相对较大，自然使相关金融业务的成本就高些，同时农村金融领域的首要问题是金融资源的可得性，而不仅是低价资金的问题，因此利率的市场化、金融产品定价权的放开，应该在农村金融领域优先有所突破。总之，要促使涉农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支持“三农”作用，需要以一系列有效利益机制的建设为核心，而不仅是行政约束和政策引导。